据有关专家介绍，人类精神疾病发病率大约为6‰，在我国近年，这个数字实际已经上
    升到13‰左右，这其中1/3的病人具有主动攻击意识。有人把得不到有效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比作是流散在社会上的“定时炸弹”。
　　就在今年8月，卫生部、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发出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其中讲到，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，各种社会矛盾增多，竞争压力加大，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，严重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。与此同时，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、老年性痴呆和抑郁、药品滥用、自杀和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出。
    “社会化、开放式、综合性”的杭州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网络体系，使病人的肇事肇祸情况逐年下降，让杭州不仅成为全省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，也成为全国精神病防治的先进。
    
　　现场：
　　工疗站：不寻常人的寻常生活
　　小平（化名）是个狂躁型病人，原来常在小区里转悠，老爱管“闲事”，别人往往避之不及，结果经常发生吵架。
　　“不过他来这里之后，大概一年半了吧，病一次也没犯过。”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工疗站站长张再森提起他来，笑眯眯的。
　　西湖区第三人民医院的五楼有点安静，其间有人踱步、做作业、看电视、健身……没看见“工疗站”这三个字的人，可能不会想到，这些都是被托管的精神病患者。
　　“一共有20多人，每天早上按时到，下午按时回，我们可是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的，大家都非常遵守。”张再森介绍说，这个工疗站是2002年12月建的，还是当年杭州市政府为民办的十大实事之一。
　　当然，进入工疗站需要有相应的条件：辖区范围内有常住户籍的稳定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；患者无固定职业或没有长期工资（报酬）性收入，家庭经济困难者优先招收；男性在55岁以下，女性在45岁以下，并且能够独立生活，可以从事简单手工生产等。
　　工疗站对托管人也就是工疗员实行“三疗”，包括工疗、药疗和娱疗，当然，教育也不落下。“我们会接一些做横幅的活，让大家各司其职，每人还有报酬。钱其实不是主要的，是想培养他们劳动的快乐和成就感。”药品每天定时定量，有专门的医生发放。至于娱乐，花样繁多，工疗员爱玩啥几乎都有。
　　托管之前，工疗站和监护人会签订一份《托管协议》。双方约定，工疗站承担在站内的人身意外安全事故责任，督促工疗员按时服药等。而监护人应教育工疗员遵守站内一切规章制度，不迟到早退，讲究个人卫生，听从教育等。
　　这几天，工疗员们特别期待“好日子”的到来——张再森已为他们安排好了秋游的路线、车辆等，准备带着大家出去走走。
　　“他们到这里来特别放松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其实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有一个能得到尊重的氛围，他们能够平静和快乐。”
　　说法：
　　专家：“攻击性”成为安全隐患
　　据了解，具有精神病性症状的病人都有可能出现攻击性行为，特别是患有精神分裂症、偏执性精神病和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患者，更是出现暴力行为的高发人群。杭州市精神卫生工作办公室、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防治科科长傅素芬介绍，常见的攻击性暴力行为主要是在精神症状的指使下发生的，主要的症状有幻听（特别是命令性幻听）、妄想和扩大型自杀等。
　　精神病患者的攻击一般具有无目的性，别人无意说的话，无意的一个动作，都有可能被认为对他们不利，而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。如果对这些病人的康复措施不落实，会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隐患。有些病人的症状周围人开始并没有察觉，但一旦爆发，后果就不堪设想；而如果事先有准备、有措施，比如加强监控等，不仅对病人本身有利，对其生活工作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也是非常必要的。
　　专家提出，要避免精神病患者的攻击行为，全社会要关心和理解这个疾病，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、早期预防和治疗，提高康复措施，是减少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重要途径。
　　家访医生：工作的酸甜苦辣
　　庞树莲是工疗站的医生，平时在工疗站坐班，但她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：古荡街道的家访医生。街道里精神病患者的情况，都在她辛苦建立起来的档案里。
　　“这个工作很有意义，我一直在努力做，但实在不好做。”工疗站里毕竟只能容下一小部分精神病患者。
　　庞树莲讲了个例子。社区里有个人，据说365天天天喝冰红茶，从不吃米饭，爱吃生鸡蛋，有时候三更半夜会突然又哭又喊，周围人实在受不了，打电话给报社，有记者半夜去了，专门等在那里证实。“都上了两次报纸了！”
　　庞树莲说，为了这个人，他们早就上门过，还把有关专家请了去。“常年不洗澡，门也不开，窗也不开，那个气味一般人真是受不了。”专家经过现场的观察，大致可以认定此人的病情，但还需要她再到医院去做一些借助仪器的检查。
　　“可她父母赶来时，就是不承认女儿有问题，坚决不让送医院。”庞树莲说，根据相关规定，监护人不同意，他们无法把她送医院治疗；但另一方面，对社区的影响，以及她自身的病情，他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至今，庞树莲还在为她想办法。
　　“摸底是我们最难的一步。”虽然大多数监护人和患者都比较配合，但是遇到不愿意让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的，工作难度就陡然增加。“我们只好寻找各种机会深入家庭，接触他们。说实话，如果家里有病人还拖着、藏着，对病人本身是延误的治疗，对周遭安全环境也是隐患。有时说服了一位监护人，我们比什么还高兴，因为这表示大家的努力有了成果。”
　　陆已红是古荡街道古北社区的工作人员，主要负责精神卫生这一块。“我们社区就有个一米八十几的人，平时去他那里挺好，那天突然犯病了。他家里有刀、老虎钳等铁器，谁靠近他家的门他都喊‘给我滚’。庞医师也到了，综治办的工作人员也到了，警察也到了，可谁也不能上前，我们既要考虑他本人的安全，又要考虑周围人的安全。而且在监护人没到之前，我们不能把他送到医院去。晚上我们请来巡防队员值班，等第二天才把稍稳定的他劝出来。”
　　“有些病人有监护人，家里条件也较好，我们就每个月去家访，还请他们多来参加社区的活动；对于一些单独病人，我们有事没事就要去看看，聊聊天，他们看见我们比一般人要亲热。”陆已红觉得，这是一种信任，但同时，这种信任的建立要用特殊的方法和极强的耐心。
    对策：
    杭州经验：群防群治，大家安全
　　1982年9月8日，杭州市精神疾病防治管理领导小组成立并下设精神卫生工作办公室（挂靠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），1984年易名为杭州市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。接下来的两年间，杭州的大中型工厂企事业单位相继成立组织机构，这在全国是属于最早的一批。
　　1999年4月，原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下增设心理卫生工作办公室。心理卫生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有市卫生局、市文明办、团市委、市医学情报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心理系等共13家。
　　杭州市已形成三级精防网络建设，“上下联动、覆盖成片和运作有效是我们的工作体系”。这种体系下，各级政府所属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各职能部门，在辖区内建工疗站，收容和治疗各种类型的慢性精神病患者；成立精神卫生家访小组，对全部非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有效的监护和治疗。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也参照家访组开展工作。
　　“我们的工作模式是政府领导、部门配合、社区参与，以社区干部、治安民警、病人家属及邻居为依托，工疗站为枢纽，三疗一教育和精神健康系列讲座为核心内容，家访小组和工厂监护小组为基础，监督病人服药为主心理辅导为辅。”这种“社会化、开放式、综合性”的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网络体系，让杭州成为全国精神病防治的先进。
　　“还有就是宣传发动工作非常重要。”傅素芬认为，“受传统偏见影响，精神病患者往往受人歧视，我们要想办法扭转人们的想法。”各街道居委会每季出一期黑板报；市精防办每月出一期《杭州精卫通讯》，每期分发1000份左右；另外，4册一套的《精神卫生小丛书》，至今已印发2万套。市精防办工作人员还制作彩色幻灯片，配上解说词到社会上去播放，2002年开始又增办《心理健康导读》刊物，每季一期，每期发放1万余份。
　　今年5月25日，杭州市成立了“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”，中心设24小时热线服务、临床服务、调研研究以及教育培训部门——重点人群干预网络建立。
　　通过多年和多途径的工作，杭州的精神病防治有其特色，病人的肇事肇祸情况在逐年下降。但由于工矿企事业单位的改革，工疗站挂靠的福利企业纷纷转制，这些给精神病人的管理出了难题，希望通过全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关注和专业人员的努力，为精神病人的康复创造条件。